鲍泰利PieterBottelier

　　本周，中美两国的最高级别官员将在华盛顿会面,进行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两方将会讨论双边和全球的管理问题，涉及范围很广，包括贸易、金融稳定和气候控制。美国希望通过讨论日程上的问题，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来加强它的超级大国地位。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衰退改变了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它给了中国更多的国际影响力和更强的自信心，尤其是在经济、金融领域。这可能会使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显得更加平等，有利于两国更多地互相了解。同时，也会有许多富有争议的话题，会导致双方战略分歧的加深，这对于两国和世界都是不利的。

　　从中方看来，美国已经丢失了其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信用。在2008年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崩溃，中国也受到了许多由危机引发的严重问题，包括政府对于该方面的监管和规范不足。麦道夫丑闻和多年来未被政府监管者发觉的国际大规模庞氏骗局，进一步减少了中国对于美国经济的控制力以及基于美元的国际货币系统的信心。作为美国政府最大的债务国，中国理所当然会对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失足”感到不安。中国同样认为美国应对这场危机负责，包括非传统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空前巨大的财政赤字，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以及美元贬值。

　　除了这些担忧，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意识到，中美两国是相互依存的金融和经济体，同时两国在国际重大事件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为强调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一些在美国的人士已经要求诞生“G-2”联盟了。考虑到中国对于美国经济管理能力和早先的霸权主意倾向的质疑，“G-2”联盟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反响。相比与美国进行双边的对话，中国更希望开展多边的对话，以此来解决更多的国际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正努力减少对于出口的依赖，推动南南贸易和投资。

　　中国对于美国经济管理的不放心，担忧美元价值，反映在今年早些时候由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建议中。在该建议中，很好地采纳了世界各国的意见（其中不包括美国）,一个由IMF管理下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代替美元,或至少可以与美元竞争。他提出了一个扩大IMF的“特别提款权”作用的建议，这个“特别提款权”是在1969年一份国际协议中签订的，但是几乎不怎么被用及。因为在1971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它就变得多余了。浮动汇率货币系统被引进。为减少对于美元的依赖，中国已经开始提出用它自己的货币进行国际交易。人民币不能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因为它不能像美元和欧元那样自由兑换，因为中国的国内资本市场仍然较小且发展落后，但是不久它一定会有所改善。尽管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更愿意创造一个不同的、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那只会有小小的变化。考虑到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就没有理由担心中国政府会抛售美元或是想要以其他方式破坏美国经济。

　　上述这些并不是说美国对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抱怨。从2003年起，美国的一些政治家、经济学家就经常抱怨说，中国的货币被低估并且在政策制定上缺乏透明性。还有保护贸易政策，隐蔽出口和国内主要工业品的补贴，对于在中国的外资的不公平待遇等也被美国公司所诟病。许多中美的经济学家都同意近年来中国极大的国际贸易顺差，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取得了巨大的外汇储备。从21世纪初，一方面伴随着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债务融资消费，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生产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和美国间的贸易顺差急剧上升。两国的贸易不平等更加严重了，但是，与之相反，两国政府因为这次危机走到了一起。但是双方对于现状都不满意。美国消费者正被沉重的债务拖垮，与此同时，中国成千上万的出口工业工人失业了。

　　美国必须重新平衡它的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减少高于GDP增长的消费增长。中国要做的正好相反。这是美国必须提高它的储蓄率而中国必须减少的另一种说法。中国必须减少对于出口的依赖性，并且减少对于制造业的投资。它必须加强社会保障系统。这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并且准备去做的事。同时，美国政府也很清楚，美国需要通过改善金融体制、基础建设、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系统和节约能源来加强它的国际竞争力。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他们对于问题的本质有了共同的观点，并且愿意采取合作的行动，这些挑战会变得相对容易应付些。

　　中美关系的未来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相当重要。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如何开展此次对话，对于未来几年双边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两国政府成功地减少了对彼此战略的不信任感，并且进一步了解到他们之间的依赖性，那么将会出现积极的局面。互相批评不应当损害他们的共同职责，即创造一个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美国应当适应中国这个新崛起的力量。双方应当避免在全球经济不平衡、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发展合作关系和公平竞争等问题上的分歧。中国在对话中体现的越来越强的自信心不应当被理解成骄傲自大。

　　(作者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经济高级兼职教授。翻译：刘睿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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